包二奶一夜情繁荣娼盛

　　“食色性也。”这句话，自从被收录进《孟子》这本书以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频繁引用，似乎成了人们恣情纵欲的理由。包二奶、婚外情、一夜情、繁荣娼盛……这些都是近20年来，常常与广东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广东人不自辩，传言竟成滚雪球之势，满天下乱滚，愈滚愈大，令我辈书生也忍不住要笔之于书，代为申辩了。

　　或者有人会说，广东人要不是色狼，怎么广东有那么多“鸡”？有那么多性病？有那么多二奶、三奶？在许多电视剧中，广东男人不都是一副獐头鼠目，猥琐淫贱的色狼相吗？一位东北作者在文章中痛心疾首地质问他的老乡：“当你的亲人姐妹沦为娼妓，在南方男人的身下痛苦挣扎的时候，你，一个东北人，有没有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南方男人”这几个字格外刺眼。不知在这位作者的想象之中，东北女子到广东做娼妓，是不是好像高贵的公主被乞丐强奸一样？是不是如果她们在北方男人身下挣扎，就不那么痛苦，不那么屈辱呢？

　　以前香港人把北方娼妓叫做“北菇(姑)”，现在广东人也跟着这么叫。发廊、歌舞厅、夜总会、VIP房、桑拿浴室、酒吧……这些地方一度都沦为色情活动泛滥的场所。许多浓妆艳抹的少女，白天在城市边缘的出租屋里睡觉，入夜则出没于酒吧、宾馆、夜总会，游荡在闹市的霓虹灯下；在旅游区的酒店，三陪女三五成群，集体行动。一旦发现目标，衔尾追击有之，前后兜截有之，登堂入室有之，午夜电话有之，死缠烂打有之，各种手段，无所不为。你要学生妹，她们马上穿上校服，背上小书包来；要辣妹，立即歪扎上马尾，换上黑色“朋克”装；要制服诱惑的，一转身换上空姐制服。总之，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少一点定力的，都会抵御不住而失身。

　　我开车从107国道上经过，看见一群群女孩在路边列队，一边向过往汽车招手，一边发出尖叫，场面蔚为壮观。我到粤东一个县城，当地人盛情邀请我去泡温泉，那儿有许多女孩随便挑，陪浴、按摩、捶骨、陪玩、陪睡——只要你肯掏钱，想她陪什么都行。我婉言拒绝之后问：这些女孩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们说，以前有当地人，但现在生意都被北方人抢跑了，“北方女孩长得靓嘛。”我奇怪地问：政府不管吗？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你不让他搞，旅游业萎缩了，酒店倒闭了，政府养活这些人吗？呜呼，难怪公安年年扫黄，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效果总是不如理想。

　　其实，在婚姻、家庭、道德方面，广东人的本质是保守主义的。

　　大家在痛骂广东人“饱暖思淫欲”的同时，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到底是嫖客制造了娼妓，还是娼妓制造了嫖客？也许这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争论的意义不大，因为这一切发生在广东，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也要长久留在广东，由广东人去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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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后，“繁荣娼盛”现象，在1980年代已经初现端倪。开始人们还不太肯承认，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毕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把娼妓消灭得一干二净。人们不会认真研究那时的娼妓是如何消灭的，却陷在“我们也可以把旧社会污泥浊水荡涤干净”的情结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当娼妓重新出现时，大家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这是随着改革开放飞进来的“几只苍蝇”。

　　然而，苍蝇愈来愈多，消灭苍蝇的办法却似乎愈来愈少，也愈来愈不见效。这不仅仅是广东一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人们再也不能把责任统统推到“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社会”头上了，有许多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自身产生出来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深受娼妓问题困扰，像广东这类富裕地区则尤为突出。

　　无疑，“北方姐妹在南方男人身下痛苦挣扎”的情况是存在的，北方男人深感屈辱与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妓女，有些是为生活所迫，有些是被骗来的，有些被黑社会操纵着，做娼妓并非心甘情愿，也有的女孩发现受骗后，拼死不从，于是一再发生跳楼致残的悲剧。但也有不少妓女并非因为贫穷才出卖肉体，而是把这当成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热切地盼望通过这种生活，傍上一个大款，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而跻身上流社会或富裕阶层，穿名牌衣服，用名贵的化妆品，出国旅行，拥有自己的轿车、别墅和美容院。

　　人们对娼妓的看法，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容。以前虽然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但社会道德观总体来说还是很排斥娼妓的，但现在这些似乎已不再是社会问题，不再是道德问题，只是个人生活方式而已。人们称她们做“性工作者”，这是一种比较尊重人格的叫法，从港台传入以后，已被普遍接受和采用。

广东虽然有大批娼妓存在，但实际上，嫖娼者多为收入微薄的社会低下阶层人士。暴发户和有官职的人是不满足于嫖娼的，因为性交后马上付款会让他们觉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喜欢“包二奶”。把一个女人包起来让他们更有成就感。这些人收入丰厚，有足够的钱为二奶买住房，买轿车，买各种奢侈品，然后支配她的所有时间。包二奶较为稳定与安全，不会在扫黄中被抓，而且可以给他们带来家的感觉，甚至生儿育女。

　　广东人很奇怪，即使是婚外情，也要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家，有线电视啦，管道煤气啦，音响啦，漂亮的餐桌和酒柜啦，一应俱全；还有工人房、儿童房，窗明几净，墙上挂着精致的装饰画，阳台种着米兰、文竹、茉莉和万年青。不知底细的，还以为进了一个文明家庭的样板房呢。

　　这些人标榜“喜新不厌旧”，虽然包了二奶，但不会轻易抛弃结发妻子，“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各有各的用途。他们自有一番高妙理论：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只茶壶通常都要配几只茶杯的。谁见过商店有“一壶一杯制”的茶具出售？难怪古人要大发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花都有个包工头，从1982年至1988年，在广州先后与6名女子以夫妻名义同居，成了名符其实的“妻妾成群”。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当年曾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据统计，广州市法院1985年收到重婚案27宗；1986年28宗；1987年15宗；1988年17宗；1989年20宗。广东省妇联1996年至1998年接受包二奶的投诉分别为219宗、235宗和348宗。呈逐年上升之势。而1996年至2000年广东省各级法院共判处重婚罪383人。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因为大量重婚案并没有闹上法庭，甚至也没有人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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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女人对家庭的忠诚度，对丈夫的容忍度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有时高到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程度。尽管包二奶在广东某些地方成了一股风气，竟出现“二奶村”之类的景观。但大部分广东女人对丈夫脚踏两条船，都采取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态度，甚至愿意妻妾同处一室，仅仅是为了保住家庭，保住子女不受伤害。

　　官方认为：重婚纳妾、包二奶、姘居、婚外恋等现象愈来愈普遍，已开始威胁到法定的一夫一妻制了。包二奶的表现形式是以金钱物质利益供养婚外异性，有的提供住房、汽车、生活费用，有的养暗娼，有的以秘书、保姆形式保持性关系，有的公开妻妾同居。包二奶的人不仅有港商、台商，还有内地厂长、经理和党政干部。

　　以前包二奶是很隐蔽的，现在愈来愈公开化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渐渐向这种行为低头，认为有能力包二奶是有本事——有财有势的表现。不少男人对此毫不隐瞒，甚至夸口炫耀。据官方数字透露，到目前为止，广东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95%以上都有包养情妇。宝安区区一个信用社主任，大肆贪污公款，仅花在几个二奶身上的金钱，就多达2000多万元。

　　有能力包二奶的，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富人。然而，这个社会上，还有一大批口袋里钱不多但又充满焦虑与渴望的年轻人，自认为有知识、文化层次较高，急于要获得一张通往这个花花世界的入场券，他们牢牢记住了张爱玲说过的话：“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

　　他们的事业虽然还不稳定，必须努力拼搏，才能再上层楼，但对目前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通常是从事IT业、保险经纪、股票经纪、广告设计师、律师、唱片骑师、美术教师之类工作——已比较满意。他们与暴发户和贪官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既不愿意嫖娼，也不会包二奶，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们不愿干，也花不起那个钱。但在妻子或丈夫之外，拥有一两个不定期幽会的情人，却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给予他们某种身份的安全感。情人，这个充满文艺味的词，有时简直是一个文化的标签。

　　和情人一起喝喝爱尔兰咖啡。听听音乐会。讨论一下几米漫画的人生哲理。谈论云门舞集。谈论摇滚歌手的私生活。谈论村上春树和博尔赫斯。当气氛合适时，他们会交流一下对一夜情或婚外恋的看法，“要不要试试？”他们半打趣半认真地问，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小游戏。有时他们会发出“我为什么要这么活着”之类的感叹。然后相约一起去风味街试吃各种小吃。在烛光下互相凝视。在酒吧里尖叫起舞。一起在午后的阳光下沏乌龙茶。幽幽的叹气。目光朦胧。浅笑。憧憬着流浪。一起去游山玩水。以及诸如此类他们认为比较高雅的、上档次的活动——当然，无论怎么高雅，最终还是要上床的。
“没有情人的人是可耻的。”这是他们的口号。这些人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专业人士、文化精英，深信自己身上有一种令异性着迷的气质。他们的原则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当然有时也会主动的。他们还有许多类似的格言，比方说，“风流而不下流”。和异性相处时，他们便不停地琢磨如何才能把风流发挥到极致而不被人觉得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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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广东朋友不服气地反驳我说：这类人是有的，不过不是广东人。你留意一下，在昏暗的酒吧或咖啡室里聊天而神情暧昧的男女，有几个是讲广东话的？我留意了一下，果然讲广东话的不多。不过这能说明什么吗？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广东人，因为有太多的外省人在广东生活，对许多事情，我们根本无法明确指出：这是广东人干的，那是外省人干的。这些是广东的传统，那些不是。就好比你侄子到你家做客，把邻居的玻璃打破了，人家一样会把账算到你头上。

　　从1980年代开始，广东被人们视作一个性开放、性自由、性放纵的地方。大有众口烁金，积毁销骨之势。对此，我倒认为不应沉默，而要坚决驳斥。有一本谈论广东人的书居然写道：“广东人认为‘纳妾’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那么广东人如此理解‘纳妾’，对情人就更加宽容了。”完全是危言耸听，胡说八道。我没见过哪个广东人认为纳妾是天经地义的——除了纳妾者本人。广东人对情人的宽容，也并非完全认同这种现象，只不过觉得这是人家的私事，旁人不便干涉而已。所谓的宽容，是建立在尊重别人私生活的信念之上，并不等同于赞赏。

　　把广东描写成一个人欲横流的可怕渊薮，不过是一些三流色情写手的意淫之作。只要你稍微想一下，在广东这里常年生活着1亿人口，有多少娼妓？有多少二奶？你就会觉得情况并不像某些人惊呼的那么一团糟糕。2002年，广东省妇联作了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广东省初婚者比例较高，而离婚率较低，有六成被访者对婚外恋持否定态度；城乡居民对自己婚姻满意的占80.6%。

　　另外一项调查是重庆市妇联所做的，结果显示，只有三成重庆人反对婚外恋；63%的重庆市民对婚姻表示满意。而上海的离婚率则达到0.49%，比中国的平均离婚率高出大约2.5倍，是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据某些社会学家预测，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的离婚率将以每年200万对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广东的离婚率一直处于低水平，1996~2000年平均只有0.12%。当然，离婚率的高低，不能证明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但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广东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大淫窟。

　　娼妓、婚外恋、重婚纳妾这些问题，并不是广东的土特产，而是全中国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这么说，并非要用别人身上的毒疮，来证明自己生疮是名正言顺。我只是想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广东一地所能独力承担的，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地区差别、贫富悬殊、价值重建以及如何立法执法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认识的广东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十分纯朴，家庭观念比许多北方地区的人还重，为了妻儿老小，他们很能吃苦耐劳，一人兼两三份职是家常便饭，为了挣外快，他们可以一连熬几个通宵，把眼睛熬成熊猫眼，嘴里还说“没事没事”。可是你让他和情人烛光晚餐，红酒牛扒，他会觉得是极大的奢侈，宁愿到茶餐厅吃碗云吞面然后回家睡觉。

　　他们从心底看不惯那些花天酒地的暴发户(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暴发户)，也痛恨包二奶一类破坏家庭的行为。2000年全国妇联对广东、四川等10个省进行修改《婚姻法》的调查，在广东发放的问卷显示，近半数的广东人要求刑事处罚婚外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广东人主流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