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器官移植
从公正性和有效性的角度考察器官移植，“不掺杂经济和其他因素的考虑”是一个基本原则，而有了官方的准入制度的建立，这一原则才会有实质的保障。
世界各地人们寿命的提高都源自医药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改进，而在医学和技术的突破中，器官移植所带来的震撼力体现在一系列数字上:到2003年，全球器官移植的总数达到936万例。人们对器官移植的依赖也日益加重，在美国，每16分钟就有一个人加入到等待器官移植的行列，而全世界目前等待合适供体器官做移植手术的病人有30万人。
最近，将前沿科技纳入公共谈资的新闻事件是著名演员傅彪的患病。9月2日傅彪因患晚期肝癌，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手术。这是一个初步看来成功的手术，傅彪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的当晚就已苏醒，第二天早上能自己饮水，进少量流食，体征平稳。
仅从外科手术的角度来看，有专家形容我们目前的手术水平达到了十多年前做梦都想不到的高度。武警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刘振文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换肝”的技术不太成熟，但目前肝移植的长期预后已经和肾移植没有太大区别。作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惟一有效方法，肝脏移植已经成为一种常规治疗手段。
资料提供的肝脏移植“常规化”体现在数字的飙升:1991年到1998年这8年间我国施行肝脏移植数为78例，并开始出现长期存活的病例;随后移植数量成倍增加: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18、254和486例，到2002年登记处的统计累计是996例次。
谈及被列入到20世纪人类医学三大进步之一的器官移植，美国在该领域占有的重要地位则不可忽视:1954年12月，美国医生约瑟夫·默里第一次成功地进行肾移植手术，1956年美国的唐纳尔·托马斯进行第一例骨髓移植，他们在1990年分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在1963年，美国斯达卓教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原位肝移植。
不过现在美国的地位受到挑战，挑战来自中国。记者在天津采访时，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说，截至记者采访时止，今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本院内已完成的肝移植手术达到311例。相比较而言，去年美国完成肝移植手术最多的一家医院，总例数也不过是300多例。美国做肝移植手术最多的一个移植中心曾经的最高记录是在500到600例之间，郑虹很有把握地说:“目前看来，今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有望完成的肝移植手术例数，很有可能与这个最高记录持平，甚至超过它们。”
郑虹的自信一个方面源自于对技术水平的掌握。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近日于沈阳召开的2004年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说，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类似场合，黄洁夫也曾表述说，器官移植技术已发展成为一项成熟的实用性专门技术，我国已掌握了该技术的各个方面。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不完全统计说，截至2003年，我国累计完成器官移植5.5万余例。其中，肾移植5万多例，目前每年完成超过5000例，数量仅次于美国;肝移植3000多例，仅去年就完成1500例。心脏移植取得突破，还开展了胰肾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心肺联合移植等高难度手术。
人们对从医疗系统中获益的追求，使得器官移植手术在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巨大的需求，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接受采访时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
从官员的角度，黄洁夫描述这种需求的巨大说:目前全国开展肾、肝、心等器官移植的医院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有的医院以为能够做器官移植，就代表着医院的医疗技术达到了一定水平，觉得很荣耀，结果片面追求器官移植例数。
陈忠华则说，目前我们遇到的已经不是技术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而是立法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他说:“捐献问题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将已经宣布志愿捐献器官的脑死亡病人的器官移植给需要的受体，另外一个就是亲属之间的活体移植，在这两个方面上，我们国家没有任何条例，法规，也没有办法进行管理。”
同样看到问题所在的黄洁夫强调提高器官移植的准入门槛迫在眉睫，他说:“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相关标准、法规建设上跟不上，就可能出现大问题。”
技术之道
不出自于夏求明，我国的心脏移植记录起自1978年，不过里程碑式的变化发生在1992年，夏求明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心脏移植获得成功，成功的标志在于，1978年的一例只存活了一百多天，而1992年的心脏移植者杨玉民到目前已经健康存活12年，是我国目前存活时间最长的，这个纪录在亚洲来看也名列“最长”之列，而目前世界上临床器官移植最长生存期限是25年。
回顾那段时期，夏求明定义那是“特殊时期”——“器官移植是在传统治疗手段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治疗方法。心脏移植是当前国际公认的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有效治疗手段，但只是能够延长人类生命的姑息性治疗，它的代价太大。”
技术问题是最初面临的关口，夏求明说，“心脏移植最先开始时面对的还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大家关注‘排斥’问题”。
1992年前后世界范围内心脏移植的技术指标是，国外器官移植相对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进行原位心脏移植术，在手术最为成功的美国，其存活率只是50%。
杨玉民的手术当时估计的成功率是40%，而在技术上，所有准备工作甚至要前推几十年大量的研究性实验的保障，这其中包括上世纪50年代一度轰动世界的狗头移植术后存活5天的纪录。70年代，肾、肝、甲状腺等多种器官在临床开展的移植工作，就在1992年这个手术之前的1989年，他们进行了心脏移植研究，有6次成功的动物实验。
当时手术的场面相当宏大:1992年4月26日清晨6点，来自血液、麻醉等20多个科室的上百名医护人员一齐上阵，手术先后进行了4个小时，总计缝合1000余针。
从那时候之后，中国的心脏移植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面，有资料说，从1994年至2000年底，我国累计施行心脏移植82例。全国共计有33个单位开展心脏移植，而在此前的1978到1993年的15年中，我国只有6个单位施行7例心脏移植手术。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陈实曾这样表述说，杨玉民这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心脏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心脏移植技术的发展。
心脏移植只是中国器官移植一个技术上的突破。石家庄器官移植研究所李永辉对记者回顾说，我国临床器官移植的开展已有40余年历史，器官移植在我国经历了高潮和低潮的几次反复后，在90年代进入稳定、快速的发展期。
此前李永辉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他说，同济在我国的器官移植方面搞得最早，1958年就进行了狗异体肝移植的尝试。之后一直断断续续在做。器官移植的第一个高潮在李永辉看来是70年代，而高潮的标志应该是1977年，当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林言箴等完成了首例原位肝移植，这一事件被称为是“自日本60年代进行两例肝移植后，亚洲地区肝移植项目的重新启动”。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说，中国开展器官移植的时间，相比国外晚了十多年，基础较差，手术效果也比较差。以肝移植为例，第一例手术在70年代末，而1983年美国健康卫生院已经把肝移植确认为治疗肝病的有效手段。
在李永辉的印象中，70年代中国的器官移植总体状况是做得零零星星，但当时由于国内免疫抑制剂类的药物很少，在用量上掌握得不好，而且免疫抑制剂当时也有很大的副作用，这些因素使第一个高潮很快地结束。
1981年是另一个需要记住的年份，一方面从1977年及其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统计表明全国共有19个单位完成肝移植54例，后来证实，这54例中存活半年以上仅有6例，存活最长的一例活了264天，死于肝癌复发。
在此期间，肝移植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十分活跃，器官移植登记处在1981年成立，成立后相当活跃，“其在报道国内器官移植动态、促进交流、互通情报、协调工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这样繁荣的景象很快就过去了，有说法说，肝移植工作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的高潮过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随后，1985年武汉国际器官移植学术会议召开，全体中国代表发出了“关于急需解决器官移植工作中供体来源问题”的呼吁，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快车道
李永辉对比器官移植在我国80年代出现的高潮和90年代出现的高潮说:“80年代相继有一些单位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去做器官移植，也相继做出了几个有名气的移植案例，而进入90年代，普及的速度很快，而且这个高潮来了就一直没下来。”
以肝移植为例，1995年因“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暨全国中青年优秀论文评奖会议”召开，使得已经停滞10年之久的肝移植重新起步。这其中有海归们——一批致力于肝移植的留学回国的中青年学者推动，技术壁垒的突破是重要原因。有学者说，“这一阶段，肝移植技术明显提高，效果明显改善，累计总例次、长期存活病例和肝移植中心分布等都有了新突破”。
李永辉总结说，在90年代，器官移植进入了稳定、快速的发展期。以尸体器官移植为主是我国的特点，活体器官移植占我国移植总量不及1%。
如果用进入快车道形容这期间中国的器官移植概貌，肾移植有相当的代表性。自1989年以来，每年施行肾移植在1000例以上，到1994年底就累计13594例次。李永辉说，在技术不成为主要障碍之后，门槛是经济的门槛。
我国乃至亚洲存活时间最长的“换心人”杨玉民本来是个农民，以开杀猪作坊谋生，能够成为接受心脏移植者，他的经济背景不容忽视。有报道说，在1989年患上那场使他致命的心肌病的高烧前，他已经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万元户了。
不过因为他的特殊性，更确切地说，因为心脏移植当时的特殊意义，“医院考虑他的经济困难，决定免去约12万元的手术费”。
夏求明细算起来从杨玉民这一例心脏移植到现在，12年中他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总共做的病例有20多个。数量这样少，除了在世界器官移植界普遍存在的、十分严重的同种心脏移植供心短缺问题，“费用是很大的一块”。这里的费用不仅包括住院费、手术费、还有长期服用抗排斥反应药物，定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费用。
以肾移植为例，有人估算健康供体的手术及住院费用大约在两万到四五万元之间，而在我国健康供体的手术及住院费用不能用医保报销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肾移植成功率非常高的亲属间的捐肾行为。再有一笔账是尿毒症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血液透析和肾脏移植，有人估算前者每月的花费在5000元左右，后者术后的药物维持费用约为3000元。
肾移植是我国临床开展最早、例数最多也是技术最成熟的大器官移植。这些限定词在最后归纳则是必然的结果:普及，因而肾移植的费用在器官移植中已经算是进入门槛较低的。
有统计数字说，在2001年我国已经登记的106个单位共施行肾移植5561例，年移植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开展的医院和移植例数都在逐年增加，而年度移植数超过100例的医院有18个。在枯燥的数字背后，一个陡升的曲线既表明技术的改进，也表明经济因素在里面起到的作用。
夏求明说，在学术界不承认器官移植有“市场”的问题，以心脏移植为例，心脏移植到目前还只是一个研究课题，每年4%的死亡率也是一个客观现实。但同时他也承认，“随着医学发展，心、肾等大器官移植在技巧上基本不存在什么问题，已经成为常规的治疗手段。心脏移植作为外科手术，切开、止血、缝合等真正的手术时间只需几十分钟”。技术门槛的降低使得一些单位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变成了经济效益。
他说:“每种治疗手段都有适应症，做心脏移植手术的规定是，判定患者自然存活时间不到一年。”而在现实中，随着现代社会冠心病等心脏病的大量增多，这种规定被执行的尺度也开始受到质疑。
关于“准入”
黄洁夫将目前器官移植领域存在的混乱定义为:无序竞争状态。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将在中国推行准入制度理解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他说，“我对中国现在器官移植现状的概括是:起步较晚、治疗不规范、发展不平衡、一哄而起”。
郑虹举例说，有很多方面都显示我国目前器官移植与国际的接轨还处在摸索阶段:有些单位甚至是为了做移植而做移植，现在不少没有条件的单位也在上移植手术——山东一个小县城的医院甚至也敢接移植手术，自己没有人员，从我们这里借医生去做手术，病人术后的药物治疗方面，很专业也很重要，但有很多医院并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和实力。
从制度层面上，黄洁夫说这是一种形式主义，也与现行制度有关。比如，一家医院要通过三甲医院考核，其中一个硬指标就是必须完成5例以上器官移植，这就导致一些医院为了达标不择手段，从外面请专家带着病人到本医院做手术。“没有本医院医生参与，也没有自身技术，这实际上是一种弄虚作假行为。卫生部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不久将会取消医院升入三甲与器官移植挂钩的规定。”黄洁夫说。
黄洁夫曾在去年11月在上海透露说，有关器官移植立法的指导方针、立法原则等都已经基本确定，对器官移植的规范化管理和建立技术准入制度，将促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走上与国际接轨的良性、健康发展道路。
《器官移植准入条例》制定早在2002年就已经进入状态。夏求明说接到卫生部关于器官移植准入条例起草的通知，“全国的心、肾、肝等器官移植的各方面各组织一帮人，给卫生部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准入标准”。夏求明等人负责起草的是心脏移植部分。他告诉记者，现在做心脏大循环手术的医生几乎就可以做心脏移植手术，因为手术方法已经规范化，因此他的意见是，准入的一个原则是临床医生不能随便参与器官移植，而要有专门化专业化的背景。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实施器官移植也应该是一个团队的专门化工作，而不是请个人来就做了。也就是从医生的资格、医院的资格等方方面面去限制。
同时夏求明说，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不能参与脑死亡的判定，脑死亡的判定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器官移植准入条例》特别限定器官不允许买卖，更不允许偷盗。
在欧美、日本等移植技术发展得比较完备的国家，以前移植技术最初发展的时候，这些国家里也只有少数的医疗机构可以开展移植手术，对医院的要求同样非常严格，只是到后来技术越来越成熟，相关的研究越来越专业，成功率也逐步提高之后，才普及开来。比如日本，最早只有两家医院具备移植手术资格，现在发展到每个县都可以做。所以，中国引入准入制度，对于移植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要提高门槛形成垄断。
夏求明说，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专家们讨论过多次，从分组讨论扩展到伦理、法律等方面，最后他说，当这个制度由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制订出来后，将具有“红头文件”的约束力。记者◎金 焱 王鸿谅
天津调查: 器官移植的“亚洲第一”
中国乃至全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并不在北京、上海，而在天津。“我可以想象当时甚至是现在人们都会有的诧异”，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说，“但我们成功了，这是事实”
“活着，真好”
46岁那年的徐再强颇费了些力气才说服母亲同意他的选择——接受一次肝移植手术，事实上，那时候他已经别无选择。那是1999年7月，他被断言，生命最多还能靠白蛋白输液维持3个月，医院甚至已经拒绝对他继续收治。虽然自从1990年检查出肝硬化腹水之后，徐再强的生活就被放置在医院、药品和恐惧之间，但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死亡气息的这种煎熬，丝毫不会因为有心理准备而有所减缓。
“豁出去了”，徐再强描述下决心的那一刻，“既然已经被‘判了死刑’，不试就什么都没有了”。作为他信心支撑的，还有同年5月一份至今仍被珍藏的报纸，关于一名叫赵振海的男子成功接受肝移植手术的报道。虽然如此，7月底转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病床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将来并没有太多信心，当时检测出来的各项指标都很不稳定。而母亲对于器官移植手术依旧无法接受，“换了别人的肝，你还会是我原来那个儿子吗？”最后的手术在8月初，用了13个小时。现在的徐再强51岁，用他自己的话说，和自己的新器官“磕磕碰碰5年过来了”，虽然期间也两度因身体的排斥反应入院，但不管怎么说，“还能活着，真好”。
徐再强一再强调自己幸运，当他选择做肝移植手术时候，同期并没有什么病人，所以他几乎没有经过排序等待就获得了合适的供体，给他主刀的是医院最优秀的医生之一，移植学部部长沈中阳。成立于1998年9月的移植学部，到给徐再强做手术的时候还不满一年，虽然在成立伊始有过三天连续完成4例原位肝移植手术的辉煌记录，但当时整个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还处于重新起步阶段，这家医院的名气在某种程度上也只限于天津范围。徐再强选择这里，很大程度上只因为他家在天津。用他的话说，“我愿意做手术，在当时对医生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而且徐再强的奇迹还在于，虽然他的手术时机非常糟糕，但术后恢复异常良好，几乎没有大的排斥反应。
不仅仅是病人，包括医生们自己，当初对器官移植所能拥有的发展空间都是犹疑的。现任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总住院医生张雅敏回忆，移植学部和医院“分家”独立出来时候，只有沈中阳和10名左右医生，这些医生都是很优秀的普外科医生，“分家”之前，他们可以兼做普外科手术，有固定生活来源，而“分家”之后，他们必须转变为专业的移植医生，一开始看不出太多端倪的前景，不少人心里曾多少有些“不乐意”。现在再说这些，张雅敏会自嘲地笑笑，然后感叹沈中阳当年的远见，“在那时候，沈中阳就预见到了器官移植的发展前景，他当时还跟我们说，不要看现在病人少，等过几年，单单只是移植手术一项就会让你们都忙不过来了”。
事实证明，器官移植的发展的确在沈中阳的预见之中，2000年12月由移植学部发展而来的专业科室正式被天津市卫生局命名为天津市器官移植中心，2002年被命名为天津市器官移植研究所，2003年11月，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研究所，现在真的声名在外——在人力物力财力共同支撑下，已经发展成为目前亚洲规模最大的专业器官移植中心。
徐再强算得上这种改变另一种意义上的亲历者，基本上每回来一次医院，他都会有新的感叹，病房从他住院时的一层楼扩展到三层楼，还会经常不够用，病房里崭新的陈设，病人预约排序甚至会延伸到20多位，这些都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不复杂也不简单的计算
62岁的王玉海老人同样接受了肝移植手术，今年8月20日刚刚做完，和所有病人一样，手术后必须注射半个月一组的免疫白蛋白，之后没有异常就可以出院了。老人也有些想回家，8月6日从辽宁抚顺来到这里可算把全家人都惊动了，妻子和女儿分别从美国和日本赶回来，和儿子媳妇一起，在手术前给他做思想工作，消除他的心理紧张。王玉海住院的时候，排在第8位，“当时挺担心的，怕轮不上，也怕下不了手术台”。不过现在王玉海不怕了，因为“手术很成功，下午1点多进的手术室，6个小时就完成了”。
现在摸着手术后的缝合处，他终于相信，“换肝”这种天方夜谭般的故事完全可以变成现实，只是过程并不简单。首先是选择医院，儿子上网查了好几天，还打了不少电话咨询周围的亲朋好友，可巧王玉海所在的矿局有一名医生自己就在天津接受过肝移植手术，而且情况良好。接下来是财务预算，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肝移植手术的价格是20多万元，包括从住院开始到出院之前的全部费用。国外和国产药物之间有价格差异，所以这个价格也会因病人对一些药物品牌的不同选择而有所浮动。孝顺的儿女们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给父亲选择的是最好的治疗方案，他们的预算是30万元。王玉海现在住的是医院里条件最好的病房，260元一天，除病床外还有一台电视，一张两人座的小沙发，一个小圆桌和两张很舒服的靠背圆椅。目前为止具体花了多少钱，王玉海不是特别清楚，他说，除了住院后一次交了6.5万元的器官费用之后，其他费用，从药物到病房费，都可以采用记账方式分期给付。根据儿子的计算，目前支出尚未超出全家人的预算。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承认，不菲的医疗费对于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人来说，的确是一道门槛。但这个价格主要是由药物费用决定的，医生做手术的费用其实并不高。因为工商局目前没有移植手术收费的专项规定，他们只能按照普外科手术的最高限价收取。郑虹估算，药物费用，单单在住院期间，就占到病人总费用的40%以上，出院后的护理则全部为药物支出。张雅敏告诉记者，做完肝移植手术的病人，需要针对排斥反应、乙肝复发和病毒感染三个方面做预防，排斥反应的预防所需的免疫抑制剂FK506每100粒盒装的价格最开始在4500元左右，现在有大幅下降，但仍维持在3500元左右，病人每天需要服用5到6粒，这还远不是全部药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采用的联合用药配方有两种，FK506＋骁悉＋甲强龙，或者新山地明＋骁悉＋甲强龙，甲强龙是其中最便宜的药物，每天所需费用在50元以内，而FK506和新山地明、骁悉每天所需花费都在200元左右。这样平均下来，任何一种联合用药方式，病人术后每天的支出都在400～500元之间。出院后，病人的药物费用第一年最高，在20万元左右，之后每年递减。
在这样的现实下，郑虹说，医院里显现出来的供体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倒不是特别激烈，这里作为中国做肝移植手术例数最多的中心，在最繁忙时候，排序一般也在20位左右，鲜有排到30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郑虹说，中国的供体短缺其实比国外好了太多，国外的供需比例一般在1∶30之上。根据中心的初步估算，他们的病人大多是“有自己的产业，做生意的”，也有部分“有职务的”，还有少于1/3的病人属于“家境很一般，倾家荡产还借了一大笔钱来做手术”。
王玉海显然不属于最后一种，他在退休前在单位上也是领导，女儿去日本将近10年，嫁了当地人，现在经营一家饭馆和夜总会，妻子在美国教中文。30万元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女儿出的，女儿也一直在天津陪到9月6日才飞回日本，妻子则在8日返回美国。家人离开后还专门给老人请了看护。徐再强显然没有这样的福气，他的儿子现在才念到高中，妻子已经下岗。做手术的30万元，幸亏当初他自己搞承包“很挣了一笔”，其余的四处借钱好容易才凑够。做手术时候儿子只念到小学，学校里还给他组织了一次捐款，“整整6000块钱”，老徐说着眼睛就有些红了。
老徐术后第一年得到了免费的全年药物，他给国内外几个大的免疫抑制剂生产厂家都写去了求助信，“国外的都没有回应”，最后杭州的一个生产厂家被他感动，伸出援助之手。第二年免费药停了，他去医院求沈中阳，得到了第二年的免费药品。但这样的幸运以后再也没有了，老徐自己也知道，做手术的人越来越多，要是每个人都来找医院，医院还怎么开？现在所有的药物都要自己想办法，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钱来。今年复查，他的病情出现了新变化，乙肝病毒的复制出现新变异，需要服用一种新的药物来抑制，目前这种药物内地还买不到，只能托人在香港买，每一粒90元，每个月下来，光这种药物就要2700元。惟一让老徐觉得有念想的，是儿子特别争气，从初中到高中，“上的都是不用交钱的好学校，成绩特别好，老拿奖学金。”
绕不开的结
总住院医生张雅敏需要负责的是医院的整体协调，从安排供体切取、病人排序到病人手术之间的一系列环节，自己也需要亲自做手术。副主任郑虹很坦白地说，“对于专门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来说，供体数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雅敏的职责也因此变得至关重要，“一个环节衔接不上，整个都乱了”。移植中心现在配备了9辆移植专用车，负责患者接送和供体运送。
张雅敏说，他们面临着中国所有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共同的困惑:器官来源的尴尬。他并不想谈论关于来源的敏感话题，但他告诉记者，并不能将这种尴尬简单地理解为“缺乏规则的混乱”。事实上，很多部门在实际操作中正在逐步规范，各地也已分别制定出不同的规定，以保证器官在非买卖状况下，能够到达“最有需求的地方”。而这一切的透明化，需要更合适的契机和整体环境下的健全制度。“中国的现实，往往是实践在前制度在后，如果一味等待，那只有什么都不做。”郑虹说，“但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其实并没有太多好担心的，病人才是最重要的。”
张雅敏对于今年8月在沈阳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移植学术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讲话里提出的一个观点记忆深刻，黄洁夫表示，需要承认供体切取所需的成本费用，但是要杜绝器官买卖。张雅敏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讯号，至少政府开始正视现实，并且有明确表态。供体切取其实是很需要成本的行为，就算抛开工作人员的花费不算，单单是器官灌注保存液就是不小的开支，每个大器官需要4袋保存液，而每袋保存液的价格是5000元。在移植中心，为了保证手术效果，要求供体从切取到植入受者体内必须在12个小时之内，如果供体来自本地还比较简单，如果在外地，交通费同样不能忽视。
对于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郑虹的感慨代表了很多医生的情绪，“是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的突破”。技术是指他们在病人手术以及术后护理方面积累起来的科研突破，而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创新。郑虹说，当初沈中阳担任移植学部部长的时候，目标就非常明确，也很敢想敢干。张雅敏补充的一个细节是，最初的器官灌注液在国内基本没有生产厂家，都是沈中阳从日本一袋袋背回来的。沈中阳最大的成就，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实干，把肝移植从尖端科研项目推广成为常规临床手术，在这个基础上，带动其他身体器官移植，将科室逐渐细分，与普外科完全分离，成为独立的专业移植中心。“在很多大医院，移植都没有被如此科学地细分出来。”郑虹说，“我们摸索到了一个良好的模式，所以我们成功了。”记者◎王鸿谅
准入制度只是一个开始
——专访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教授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在刚刚结束的沈阳全国2004年器官移植研讨会和维也纳世界器官移植大会上，专家们在推进中国器官移植的制度化方面达成了哪些意见？
陈忠华:在沈阳会议上，只是卫生部的黄洁夫部长以个人名义做了一个涉及器官移植伦理学与法制化的报告，专家还没有就此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在参加维也纳会议的3350名各国代表中，有47名中国大陆方面的专家。理事会就中国器官移植中存在的严重非法买卖现象提出了强烈批评，我个人在沟通中强调，虽然我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个别现象绝对不代表中国社会与政府的实际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您是否参与了正在酝酿推敲中的《器官移植准入制度》的制订？如果有，能否描述一下您具体负责的范围？
陈忠华:现在有些媒体舆论非常心急，把正在由专家讨论的医学标准，或者法规的草案，当作已经或正在成型的法规法律，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制度的制订必须由国家卫生管理部门作出决定，我们学术团体只是给出自己的意见，我们没有实施决定的能力。媒体中提出的所谓“自愿捐献，知情同意，自主决定，非商业化，公平公正”这些个标准不过是国际上针对器官移植问题的一些共识。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管理条例，就是在长沙、北京会议中指定的脑死亡诊断标准，这还是一个讨论稿，没有形成条例或立法。而在器官移植的管理方面，更没有任何公开条例。我个人认为，如果要实现器官移植的制度化，就需要做到“四化”，制订出四种法规，四个法规是指脑死亡判定标准与条理、包含准入制度的器官移植管理条例、器官捐献管理条例和器官移植伦理学指南，四化是合法化、公开化、国际化与正规化。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国家立法与加强监管。
三联生活周刊:有些专家认为，未来规定的器官移植准入制度应实行脑死亡与心脏死亡双重标准，请问这个双重标准对于器官移植的监管与实施有什么样的影响？
陈忠华:这个双重标准其实上是一个医学判定标准，人可以自由选择接受脑死亡或心脏死亡为死亡标准。比如我们同济去年就做了一例，一位深度昏迷、利用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病人家属表示选择脑死亡，新标准也算是完善了器官移植的伦理基础。只要器官来源非法化，那么我们就无法做到管理公开化。
三联生活周刊:卫生部近日作出决定，考虑将三甲医院评定与是否能做器官移植脱钩，请问这个决定将对中国器官移植的整体医疗水平和监管有什么影响？
陈忠华:器官移植确实不应该成为评判医院水平的标准，许多医院为了评级，自己，或者聘请专家做了一两例移植就不再做了，评上后一旦有人要求手术又不拒绝，这样的恶果是自身的医疗水平根本没有得到持续发展，也损害了患者利益。
三联生活周刊:“推定同意”原则对于器官移植制度化的作用是什么？中国需要作出那些努力，才能达到实施这一原则的要求？
陈忠华:推定原则的核心是，只要患者符合脑死亡标准，那么除非他生前在某些政府管理机关登记做出声明，就假定他成为了器官志愿捐献者。实施这个制度的国家主要有新加坡和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它最大的益处就是容易管理，并能够实现器官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不过这个制度距离中国还是很远，近期内根本达不到，这不仅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没有出台规章制度的缘故，更是因为中国社会大众的自主捐献意识还达不到这些国家的水平，需要政府对民众经过长时间的教育和宣传，才能考虑推定原则的实施。记者◎朱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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