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性压抑
对女性农民工来说，她们最充实的时间就是劳动的时候，夜晚则像背后的天空一样苍白空虚。
“空虚寂寞是进城打工的最大感受”
日前，记者随机对全国劳务输出第一大省四川、农民工流入大市上海的男女各１００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工作之余农民工的消遣方式十分单一，其中男性农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为：无所事事（６７％）、找老乡聊天（４０％）、打牌或者打麻将（１９％）、给家里打电话（１９％）、喝酒（１１％），有５％的男性农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女性农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有：给家里打电话（５２％）、逛街（３５％）、找老乡聊天（２８％）、看书读报（２７％）、吃完就睡（２０％）。而城里年轻人业余生活中“上网”、“泡吧”、“参加培训或自学技术”、“谈恋爱”等主要项目，农民工很少选择。
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觉是”这一个题目时，２２％的男性农民工、３０％的女性农民选择了“空虚寂寞”。还有２４％的男性农民工、１８％的女性农民工选择“麻木了，没感觉”。
蒋春来（５３岁，四川仁寿县农民）：我是成都市二建公司的一名石匠，出来打工已有５年，最大的感慨就是：空虚寂寞是进城打工的最大感受！每天晚饭后，我都要到工地附近的街边吹笛子，吹些《南泥湾》、《北京的金山上》等老歌，以此消磨时间。我所在的工地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居多，能像我这样自娱自乐的很少，大多数平时的消遣就是看录像、玩牌、打麻将。玩牌、打麻将都是要赌钱，否则不刺激。很多人输得连生活费都没了。这些年轻人多数未婚，但“谈恋爱的很少，找不到合适的”，实在憋得慌，就去找“小姐”，工地附近的“小姐”很多，花几十元钱就行。我常常告诫在另一个工地打工的儿子：不要打牌，不要找小姐。
“性压抑成为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多为二三十岁年轻人，正处于婚恋的黄金时期。但是，对这些漂泊在城市的农村年轻人来说，无论是寻找一段美好的爱情，还是过上正常的性生活，都十分困难。
调查问卷显示，不少年轻人对真挚的感情有着一份期待。２９％的男性农民工、２５％的女性农民工都选择了“我相信世界上有真正的爱情，但我还没找到”，只有极少数人表示“从来不相信爱情，一切都是逢场作戏”。但各有２０％的男女农民工同时认为“世上有爱情，但爱情敌不过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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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夜晚生活就是如此的昏暗和寂寞：破烂的临时工棚里，几个老乡，一台风扇，吸枝香烟，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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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辉（上海务工的湖北农民）：“流动性太大，工作不稳定”和“交际范围窄，没有认识对方的机会”是我们农民工很难找到对象的原因。因为居无定所，流动就业，四处漂泊，也许一次失业就能让两个热恋的打工仔相隔千里，最终成为陌路。
调查问卷也证明了这一点：５０％的男性、５３％的女性农民工表示，她们交朋友的渠道是老乡，除此之外，４８％的男性、６６％的女性的交友对象是“一起打工的”。
对于生理处于性欲旺盛期的年轻农民工来说，性压抑已经成了他们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调查问卷“多久过一次性生活”一项显示：“一星期过三次上性生活”的男性农民工只有５％，而女性农民工是０％；有１９％的男性、１８％的女性选择了“时间长了记不清”。在“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农民工２１％选择“找小姐”、１８％选择“整夜睡不着”、１８％选择“喝酒麻醉自己”、２５％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农民工有１９％选择“拼命干活发泄”，５％选择“强忍着”。已婚夫妻因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２４％的男性、３３％的女性“整夜睡不着”。３９％的男性、５５％的女性农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
农民工面临道德危机
接受记者调查的青年农民工，大多数是初中毕业或小学文化，很少有人读过高中。调查问卷显示，这些人所受到的道德教育仍停留于学校时代和家庭影响。
在“您认为至今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这一道多项选择题中，农民工选择最多的依次是父母、配偶和儿女，再有１８％的男性和１５％的女性选择了老师或书本，进城务工后基本没有遇到新的道德影响者，反而被一些不良风气渐渐侵入。
林子江（四川省仁寿县文宫乡保楼村小学教师，一位传统的农村知识分子）：我教过的很多学生，现在都外出打工了，我又在继续教他们的孩子。这些青年农民工春节回家时，我发现他们沾染了很多不良习气，对我都还尊重，但是肯定会影响孩子的。他们在外面吃了没文化的亏，都希望孩子能好好学习，可目的是“不让城里人瞧不起”。他们的道德观已渐渐模糊，还可能影响下一代农村娃娃。
张强（四川安岳县农民）：在城里打工，最难忍受的就是“被歧视”，这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想一想当年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学校德育教育，其实与现实生活是不一致的。我们在农村传统道德观念中成长，但打工后所遭遇的城乡两元对立，把我们的很多梦想都击得粉碎。
梦想破碎，社会不公，造成了农民社会道德的丧失，并逐渐演变为危及农民工群体安全的重要因素。
林佩良（上海少年犯管教所少年犯，安徽阜阳人）：我原在上海华漕镇的一个机械厂打工，１５岁时，因为口角，杀死了同厂的两个成年工人。为什么杀他们呢？因为我自打工以来，从没参加过有组织的文体活动，娱乐项目只有打牌、打电子游戏，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杀死的那两个成年人平时经常打骂我，我越想越生气，就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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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生活是五彩缤纷的，而农民工却只能隔栏而望。清一色的男性，企盼的眼神，充实的爱情和美满的性生活好象远在天边一样。
| 创建新“阵地” 弥补精神空白
农民工如今已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多年形成的满足工人阶级精神文化需求的设施、制度、方法、活动等，却很少惠及农民工。面对日愈变化的社会现实，地方政府和企业必需通过积极创建新型组织载体，开展丰富多采的文化活动，以满足农民工空虚迫切的精神生活需求，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石太生（成都二建公司党委书记）：现在，社会已经比较关注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了，但同时也必须重视和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引导他们的道德教育，才能真正使农民工成为城市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比如我们公司，是成都市外来农民工最集中的地方，自１９９７年以来，我们开始在各个工地建立“民工夜校”，７年时间里，使３万名农民在夜校里接受了法律普及、技术培训、文化补习。夜校还是农民工工余活动的主阵地，里面有图书、棋牌、电视等，定期搞电脑知识讲座、卡拉OK大赛、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这不仅让农民工得了实惠，还提高了企业建筑工程的质量。
易光（四川资中县农民，二建公司水电工长）：我来自四川农村，通过在民工夜校的培训，成了工地上的技术骨干，后来还被任命为水电安装工长，月收入从几百元增加到３０００元。现在，我已经在成都市买下了一套６０多平方米的住宅，从一个农民工变成了一名“城里人”。
据上海市总工会的统计，目前上海的７７０万产业工人中，就有３８０万是外来务工人员，占工人总数的近５０％，其中大部分农民工集中于新经济组织当中。
袁芳荣（上海普陀区长征镇党委副书记）：新经济组织也是农民集中的一个地方，这些企业不同于国有和集体企业，在其中开展农民工的思想教育、法制宣传、群众工作、企业文化以及民兵建设，照搬传统的脱产轮训、在工作时间组织学习等方式，肯定行不通，必须从新经济组织的实际出发，根据广大青年职工的需求，努力争取业主的支持，开拓新思路，创造新载体，探索新途征。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２００３年６月起，长征镇镇党委、政府拨出１０万元分１０批对首轮１０００多名外来务工者进行了轮训。轮训采用喜闻乐见的讲座、看电视片、发放《青年职工轮训读本》、组织外出参观和座谈等形式，很多在上海打工多年，却始终从宿舍到工厂两点一线、从没看过外面的世界的青年人，通过轮训开阔了眼界，增强了把上海作为“第二故乡”的归属感。
韩霞（长征工业区党支部副书记）：镇上花钱组织轮训，起到了“三赢”的结果，既使青工开眼界、长知识，提高了素质，又为老板们做了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老板个个都举双手赞成，同时，工业区的管理和沟通也更顺畅了，成了青工们的“娘家”，也拉近了工业区与老板的距离。
王荣兴（普陀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在外来务工人员中建立民兵组织，刚开始时，也遇到了一些阻力，私营业主认为搞民兵组织，抽人搞民兵训练时，会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经过耐心说服工作，一些民营企业相继建立了民兵组织，业主随后发现，建立民兵组织对企业的好处特别多，员工素质提高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企业管理轻松了。现在，他们越来越欢迎民兵组织了，甚至不惜投巨资建立民兵宿舍、民兵活动室。（记者 丛峰 肖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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