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性 性节目
今年十月，全球安全套生产巨鳄杜蕾丝公布了“2004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报告中称：“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人数为19.3人，位居全球第一，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数10.5人。”
几天之后，在第二届广州性文化节上，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表示，“性化”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已经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压抑，再到现在的性化巅峰。当前中国由一个威权社会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在杜蕾丝的调查和潘绥铭的论断前，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人的“性”福程度？中国人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所谓的“性小康”？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江晓原说：“改革开放20年，我们的性开放成效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说从深层意义上还不够开放的话，表面意义上已经足够开放了。我们也可以谈论‘性’这个问题了，可以表达自己的欲望了。围绕这些表达有争论、有保守的言论，也有开放的言论，这些都是正常的，能够争论本身就是进步的表现。”
但是长久以来，我们的学校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中缺少“性”教育这样一个关键的环节。江晓原认为，对青少年性行为安全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尽管有人曾经站出来提出非议，“你教他们使用避孕套，就是鼓励他们的婚前性行为。”但江晓原认为：“这么说的人观念是非常荒谬的。我们教育孩子要在性行为当中保护自己，要保障自己的安全，不要染病，不要怀孕。而他们反对进行安全教育是希望孩子出事，出事以后能阻止一下别的孩子。你说这叫什么心肠啊？其实这种事情是正常的，怎么可能不发生呢？20来岁是他们性欲最强烈的时候，社会应该接受他们性行为，他们也应该学会保护自己。至于要不要做这个行为，这是每个人的价值标准所决定的。”
伴随着中国性开放程度的增加，国人对于性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媒体作为社会文化的承载者，也开始更多地涉猎“性”的领域，各类关注、解答性问题的节目也应运而生，在90年代达到了高潮。十年之后，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类性节目逐渐冷静下来，作为保留下来的不多的几个性节目，它们的主持人走进了我们的视线。清一色的，他们都是电台广播性节目主持人：万峰、刘方和杨滨。
其实很难说在当下纷乱的媒体中还有多少人真正在关注广播媒体，但是性节目的特殊性决定了广播这个传播方式在其中独树一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这样解答：“广播是一种隐身的方式。因为中国现在的性禁忌还是很多，不见人听声音的交流，对于不见人做心灵沟通的节目会比较合适。当下盛行的网络传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网络身份的不确定性。而且网络媒体在中国还只是信息的载体，而不是信息的发布者。‘性’作为比较敏感和忌讳的问题，更多的专业学者也不大会选择网络媒体这种传播方式。”
但是无论广播也好，电视也罢，以及纷繁的网络信息，作为媒体，在操作“性节目”的问题上，都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其中。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对于“性”问题要深入到什么程度，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事实。这也是众多“性”节目纷纷下马的重要原因。
当然，媒体要尽自己的社会责任，根据社会舆论能够承受的程度做到最大化，但不能出边界。展江坦言，这方面的工作不好做，是需要长期摸索的。我们只能在摸索中前进，社会对此也应该比较宽容，胆子太大不行，不做也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所以媒体要尽可能走到社会舆论的边缘上。
我不是有意搞笑
-本报记者 钟怡音
万峰，58岁。浙江文艺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也是电台里年纪最大的主持人。在近五年来杭州的所有电台中，万峰主持的《伊甸园信箱》始终排在首位。这档以性、婚姻、家庭为话题的午夜热线节目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议
不当免费性门诊
我们那个年代当然需要性教育，可那时没有啊！我这点性知识不都是偷偷看来的吗。大学一毕业，我就被分配到青海唐古拉山。那里一个姑娘都没有！你想想生活是不是很单调？没有文娱活动，又没有电视，听来听去就是收音机里的八个样板戏。我们那时正处于青春期，我才二十二岁。周围还有很多三四十岁的男职工，他们虽然都已结婚，但是都处于两地分居的状况，不能带老婆，因为唐古拉山地处青藏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自然环境、气候极为恶劣！那时候我们那里的荤段子特别多，要比现在的手机短信丰富。不是一条两条，是一筐一筐，有时还连说带唱，听得人一愣一楞的。生理冲动谁都有，就是环境太严酷了。为什么我对性知识感兴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琢磨这些问题，无形中慢慢积累了一些相关的知识。
《伊甸园信箱》节目于1996年12月1号正式开播，一直都是由我一个人主持。现在性教育节目很流行“1+1”的形式，就是主持人+嘉宾。我认为不好。所谓嘉宾，就是医生、“专家”。老百姓总是想免费看病。你不是请专家吗？听众就打电话来咨询，又不用花钱，拿我们节目做免费门诊。男青年动不动就问一些遗精、包皮太长一类的问题。女性就问乳房、月经问题。都不是真正的与夫妻，与成年人相关的性问题。不是说问这些问题不可以，但动不动就问什么遗精啊、月经不调啊，很单调，听多了我也是很烦的。
再者，从中医的角度说，看病还有个“望、闻、问、切”的过程。在电台看病能解决什么呢？有些听众知识水平不高，又没有基本的医学常识，根本表达不清楚自己的病情，这样看病不是胡扯吗？而且，医生也不一定就是性学专家。缺乏性知识的医生有的是。就算你是泌尿科专家、妇科专家，跟性学专家还是有区别的。性不仅仅是生理问题，往往还与心理、社会、甚至政治相关联。医生也有职业局限，并不都适合从事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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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和风细雨
我宁可在解决听众具体问题的时候，把性知识糅合进去说，因为每个人的性问题不尽相同，不能笼统地谈。我谈性的时候，有时甚至会联想到天文地理，那不就更好听了吗？比老是谈什么遗精、月经不调要好。同时通过节目提高年轻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他们认识水平、审美能力，这对他们的成长肯定有好处。同样是做性教育节目，有的主持人就是只谈性，就讲“性知识”，他们节目里的热线电话就没我多，收听率就不如我的高。因为我的节目不仅仅是狭义的性知识节目，往往从“性”生发开去。
还有，说句坦率的话，你真要成为好的性节目主持人，就要对“性”感兴趣。如果你是个老古董，思想保守，对“性”没什么兴趣，做什么性教育节目呢？不是胡扯淡嘛！有些电台的所谓性教育节目，本身就保守得很，这里把关那里把关，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其实，只要你从健康科学的角度出发，哪怕说得再露骨，也不淫秽下流。有人跟我胡扯，问我干嘛老是用“阴道”、“阴茎”这样的词汇。我说我不这样说我该怎么说？这是科学术语啊！有什么难为情的呢？我总不能动不动说“小鸡鸡”吧。所以说有些人是自己封建保守，自己思想不健康，自己心理阴暗。而我们则希望能够像恩格斯说的那样：随着人类进步、社会开放，总有一天，“性”会像其它事物一样被公开地谈论。
我做节目，就是希望提高听众的觉悟和认识水平，所以我拼命呼喊。有些打热线电话的年轻人，本身就糊涂得可以，不大声疾呼怎么行？比如昨天有个女孩子给我电话，说跟一个已婚男人同居了，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听她的口气，她一点都不发愁，挺轻松，这样的人该不该大声斥责几句？还有些女孩子哭哭啼啼问我：“万峰啊，我做过爱了，处女膜破了，我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男朋友(或老公)啊？我该到哪里去修补处女膜啊？”你说这种问题是不是扯淡？她们自身就不开窍，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还封建，却要做一些所谓开放的事情。还有一些男青年不负责任，刚谈恋爱就巴不得立刻把女朋友占有，好像他占了多大便宜似的，完全不懂爱情为何物！这种自私、浮躁、实用主义、盲目赶时髦是最不可取的。我是经常在节目里“骂人”！如果你只会细声细气地说，他们就不觉得问题有多严重。中央电台那个“知心姐姐”可以和风细雨，然而我有我的想法。
“网络上故意歪曲我的话，完全是造谣”
有些人，边听我的节目边骂我，说我“搞笑”，说我的节目是“娱乐节目”。我的节目肯定有幽默，但绝不是有意搞笑。网上还流传一些所谓的“万峰语录”，其实十有八九不是我说的，是无中生有、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甚至是造谣。
比方，网上说，“听众问：‘明天我就要结婚了，我该怎么办？’万峰说：‘问你爸妈去。’”—我怎么可能这样说呢？我是说，你先看看书，或是请教有关人员，慢慢摸索，任何事情都要慢慢学习。网络上是故意歪曲我的话，完全是造谣！
还有，有的男青年问我：“我的生殖器不是那么直，是歪的，要紧吗？”我就说，如果你特别歪，就要看医生，那是畸形；如果不是特别歪，人体器官没有绝对匀称的，歪一点怕什么，要那么直干什么？又不当尺子用！——网络上就说这是搞笑，我认为这是调侃，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不是我不严肃，也不是哗众取宠。
《伊甸园信箱》节目的影响可能越来越大了。以前最多的时候，全国各地有二三十个电台转播我的节目。现在通过互联网，不但国内许多地方，就连巴黎、柏林、加拿大的魁北克，都听得到。我们的节目信号是上卫星的，只要你接收得到浙江卫视，就能调出我的声音。不少听众表扬我，感谢我，我是不说而已。其中有大学生、有老板、有打工的朋友等等，有男有女，说收听《伊甸园信箱》节目对他们大有帮助。这说明我的节目还是有用的，具有社会效益。众多听众支持我，说明什么？就不用我说了吧！
悄悄地聊性
-本报记者 赵倩
刘方，生于1963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悄悄话》节目连续七年获天津广播电视名牌节目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窗口
我们的《悄悄话》节目从1988年开始做，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能坚持做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没有出过问题，做的还不错，对于一档午夜的性节目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于性节目本身，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尤其是在现在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前提下，什么是科学的性知识、什么是黄色的内容，有时候很模糊。所以全国很多的性节目纷纷下马，我们却能够坚持做下来，主要是我们的“度”把握的较好。应该说，我们做的还是比较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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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的性困惑不仅仅是医生说了算，有的不是病的问题，而是心理的问题，是环境造成的。比如，有一个人，爱上了一个同事，她有丈夫孩子，对方也是有妻室的人，但她就是暗恋人家，到最后做梦都喊着那个人的名字。她丈夫就找到单位去了，人家就觉得莫名其妙。后来她就跟丈夫坦白了，我就是喜欢他。接下来她丈夫给我们打电话，说她这是不是神经病啊？像这样的问题你找医生就比较困难了，你说这是病吗，这不是病，这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后来我们和这位女性取得了联系，她说：“我特别想要一个大哥哥一样的男性，而我丈夫比我小两岁，他老让我照顾他，这么多年我支持不住了，心里总有一种压抑感。”她就是在同事的形象中找到了感觉，其实她这并不是病，而是心理问题。她需要安慰，生活压力、工作压力是导致这个问题的最主要原因。类似这样边缘的东西，就需要我们这样的节目来调整。人需要陪伴，需要夜深人静时候的一个谈话伙伴，跟朋友或者亲人都没有办法说，可能就会给你打个电话。
我是把每一个打电话的人都当作朋友的。有的主持人会采用激将法，骂几句，希望猛击一棒他能醒过来，但好多人猛击一下是击不醒的，要看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特点。很多人打电话的时候已经很痛苦了，你还再来给他两下子，他觉得自己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男性的性困惑更多
性节目和心理类节目相比，有共同点，排解心理困惑，解决感情难题，但是我们的节目肯定是和性有关系，给我们打电话咨询的也大多是有性行为的人。
比如有位听众打电话，说“我是更年期，我发现现在我的丈夫不忠。”这是听众给我的信号。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你们现在还有性生活吗，多长时间没有了？”她说有几年没有了。我接着问：“丈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冷淡你的？自己有没有考虑你的更年期的治疗呢？”她说从来没有考虑过。“有一次我丈夫还是正常地和我接近，但我特别疼，啪一下把我丈夫推下床。我丈夫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你也太不尊重我了，我这么疼你都不知道。”其实这个时期的男性还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你长期压抑他的性欲，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问题是完全有办法解决的，她要是早给我们打电话，他的感情就不会出问题，我们会告诉她很多治疗的方法，她一样可以有正常的性生活。但是如果他的心离开你了，身体也离开你了，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想依靠以前美好的过去唤回他是不可能的。我的回答她很失望，但却是她把自己送到失望的境地。
在性这个问题上，男性的困惑要比女性多。女性可以忍耐，甚至可以把小病忍大，这其实很危险。在家里受丈夫欺负，看着孩子的面子可以过很长时间，可以忍受很多的痛苦。而男性就不是这样，一旦发现自己不行了，就很着急，偷偷地买药，在朋友圈子里旁敲侧击寻找办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听众也主要是以大学生和成年人为主，是性活跃期的人群。大学生属于性待业期，主要的问题是“已经和人发生了性关系，是不是将来会影响我的婚姻”。而成年人问的多的是“我多性伴侣行吗”、“我会传上性病吗”……中国庞大的性药市场养活了多少大老板，都卖给谁了？主要是以这样的人群为主。
怠慢听众他就会离开你
我每天的工作量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没有什么大事，就是些琐碎的事情：写信、回信、回复短信。我们设置了24小时短信留言，我们有自己的论坛，还有主持人信箱，所有的留言和信件我都会在当天一对一回复。如果延迟了一天没有回复，听众马上就会有反映，怎么还不回？我必须把这些留言都回了，心里才算是塌实了，我不会耽误人家。别看是小事，它可能会耽误人家一辈子。
我们有一次听众见面会，想和大家探讨节目如何更好地办下去。四五百人的大礼堂塞得满满的，我们很惊讶。其实就是这样，和听众的交流多，收听率就高，包括广告创收。
我做这个节目已经八年了，长期做这个节目其实是一种折磨。有时候我也很烦躁，同样的问题要反复不停地说。这个时候我会自我心理疏导，干脆不去想它，去打球、游泳等等，回来后再重新调整自己。做这个节目的人不少，但是坚持下来的人并不多。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主持人，有的时候还会遭到某些人不正常的眼光，甚至一些非议。但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你要允许这样的人存在。但大多的听众还是认可的，我们连续七年获得“天津市名牌节目”就能证明这一点。其实观众的一些东西能够让你成长。就像我最初对谈“性”很反感，后来我觉得大家很需要，大大方方说没有什么不好。
我儿子现在就正是青春期。我找来青春期性教育的书，放在他书架上很显眼的位置，我知道他已经看过了。这样也挺好，以后我们交流起来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但事实上我儿子经常会说我思想观念落伍，他说我们初一时就有同学向人求婚了。现在的孩子真是了不得。
性，说穿了就是一个器官
-本报记者 钟怡音
杨滨，广州电台《零点1+1》主持人。零点时分开播，以世界各地的性风俗和有关案例勾起听众的兴趣
不以赢利为目的
《零点1+1》1993年5月19日开播，是全国第一个直播的性教育节目。《零点1+1》意思是指节目形式是午夜12点开播，一个专家加一个主持人。但这个名字曾引起很多美好的猜测，比如经常有人认为这是指“一男一女在深夜发生的事情”。
一开播时还是面临一些压力的。有些离退休老干部联名写信向市委宣传部反映我们节目不健康。但台领导及时帮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当然，也及时纠正了《零点1+1》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节目从一开始要求就非常严谨正规，不能有半点商业痕迹。主持人和专家在节目中不能提到任何药和医疗单位的名字，不能有淫秽声音出现在背景里。这确保节目的纯洁性和权威性。
现在很多电台的医疗节目，与我们有质的区别。他们请去的所谓“医生专家”，大都是随便搞到医生证、大学毕业证，上节目做药品软广告的。不像我们节目，受邀请的专家都是长期合作过：正规医科大学毕业，主治主任医生或以上，能说会道。
《零点1+1》起码每年改版两次，每次都会增加很多新内容。比如现在我们有“中西医如是说”、“老年人性健康”、“性学大观园”，现在要加上青少年性教育环节和“细谈ED(男性性功能障碍)”。我们与观众联系的方式主要通过电话直播、来信和手机短信平台。我们的BBS正在筹建，以后也会使用。
广州电台每年都会做随机抽样调查。我们节目时段虽然在晚上11点，但还是创造了收听率奇迹。每年广告收入都在五六百万以上，这还是保守数据。医疗产品、医疗器械和医疗单位都争相在我们这里做广告。听众的年龄段很宽，从初中生到八十几岁的老人都在听，大学生、在校老师、打工仔、小老板都向我们问询。我们在广州很受欢迎，有些警察，遇到我们主持人的小车违章，都放我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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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因桃色事件出过事”
我是《零点1+1》的常年主持，算起来已经有13个年头了。当时选我做主持人，因为我在台里年纪比较大，而且已婚，加上我出身医学世家，全家都从医。对于做性教育节目主持人，我太太我父母都很支持。不过外面的人不这样看，我们最早的女性主持人，开播之后，就有人撩拨她。还有人写血书求爱。部分听众对性教育节目主持人有很强的猎奇心理，觉得你很“色”，懂得很多，有大把大把异性朋友。有一次我一个很好的女性朋友就告诉我，她的朋友都认为她跟一个性节目主持人无话不谈，肯定有那种事。可能你现在也想问，我做了十几年的性教育节目，有没有因为这个节目去认识和发展一些异性关系？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也没有。在电台十多年，我没有因桃色事件出过事。
为了做好性节目主持人，我曾经跟一个行医的远方叔叔在门诊科见习了一年。对性病、性器官见得多了。平时也留心有关方面的书籍。包括道家房中术，印度爱经之类的资料。性心理学方面很多书籍我都自学。我见过、研究过，有理论有实践。说白了，我也很注意锻炼，这方面我自己没有任何疑问和障碍，就算偶然有，也可以请教身边的专家。我们这个性教育节目不像心理节目，因为都是从医学入手回答问题，不会给我自己留下什么心理生理的阴影。性，说穿了就是一个器官，没有什么会影响我的私人生活。
实际上，这13年来，观众所问的性问题内容变化很大，开头一些很起码的性知识，包括身体构造身体解剖，他们都会问，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现在他们的问题更深化更细化。比方最近以来每天晚上都有一个高中女生给我发短信息，问一些类似“是不是有些人在性生活前喝点红酒，目的是什么”“我有点尿道感染，自慰一次后，尿道感染就减轻了，是不是自慰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之类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以前的人是想都想不到的。
其实这年头，性教育节目主持人都会面临所谓“道德尺度”和“性宣传”之间的把握问题。比方刚才说的那个女高中生，你是劝她现在不要想这个呢？还是好好帮她解决问题？黑格尔说过：存在就是合理。现在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如果你成天在节目里大骂特骂，这个节目谁还来听？
五六年前，广州电视台曾经跟我谈过，想请我到电视节目里去宣传性教育。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做不了。在语言方面可以说很多东西，在电视上怎么比划？怎么解说？比如性交姿势，怎么做？难道用小棍子表示吗？那不是笑话嘛！所以我觉得不可能。我想不出该怎么做。我做电台主持久了，习惯用声音感染听众，不喜欢使用形象。
教育，抑或娱乐
-本报记者 陈黎
德丽赛·克莱德曼，心理学家、英国广播公司(BBC)性教育节目著名策划人和主持人，BBC全球栏目“问题出在哪”的指定撰稿人，英国青少年性健康咨询中心主席
BBC的“问题出在哪”青少年性教育节目的初衷是提供一个信息性、教育性的友好平台。在全球都有听众。很难说清它到底有多少听众，但我们知道它是BBC听众最多的节目之一。星期四一天24小时之内要重播好几次。我们估计听众大概在四五千万左右。他们中大多数是16到30岁之间的青年人，当然我们也有些年纪大些的听众。很难明确这些，因为惟一知道年龄的办法就是通过他们写的信。我们并不是直接通过电话在节目里交流，但有时我也直接给听众回电邮。这些问题大多数是医学上或性关系上的。我的同事回答医学上的问题，而我呢，主要解决性关系的种种问题。
我不知道英国、欧洲或美国最早的电台或电视台性教育节目。我知道在英国我们有特别的针对学校的电视、电台的性教育节目。这些往往是录像或录音，用作“个人、社会和健康教育”的教材。我参与了一些这样的项目。它们的目标对象甚至可以是七八岁的孩子，这个阶段更注重的是尊重自己的身体而不是性交知识。和多数在性教育领域的专家一样，我认为年轻人应该在发育期前知道自己身体将要发生的变化：月经、体形的变化、难以控制的勃起、梦遗等等。我知道很多很多年轻人——全世界的——当他们进入发育期时都会对身体的变化极度焦虑。家长和大人经常不好意思解释，年轻人有时以为他们病得很严重。比如我和一群医生做的研究显示，3%的英国女孩在第一次来月经前完全不知道月经是什么。很多人以为她们会流血致死。这看起来只是很小的数字，但平均到每个班都会有一个，这非常令人担忧。我对中国的性教育状况没有第一手的研究。但今年我去中国时，从同行那和采访中得到这样的印象：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父母和孩子关于性的坦诚交流是非常困难的，他们认为性教育应该在十七八岁时才开始。
很难说什么是谈论性的最佳方式。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在面对发育问题以及引起的精神健康问题时，对孩子们更诚实些。强调性关系带来的风险，也非常重要。不仅是指怀孕，性交感染，也包括发展过快的关系可能带来的情感伤害。英国的研究表明，较早有性交经验的人更容易对所做过的事和自己感觉糟糕。我倾向于性教育应该鼓励年轻人等到建立一种稳定、开放，互相信任和负责的关系时，再发生性爱。我感到震惊的是，年轻人经常写信给我说他们窘于和伴侣谈论要使用避孕工具和保护措施。他们愿意做爱，却对避孕的事说不出口。讽刺的是，恰恰是因为艾滋病的出现，才使英国人能够接受性保护措施的话题。而艾滋病是出现于八十年代早期，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威胁，仅仅是老年人担心的。这很危险！
欧洲有各种各样的性节目，但在英国大概只有两种。或者是我所参与的这种青少年教育节目；或者是深夜的广播，承担教育和娱乐的双重功能。有时这是很困难的，我担心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鼓励有问题的人公开说出最隐私的东西，目的却是为了娱乐听众。我自己更愿意为BBC这样的节目工作，这些有问题的人都是匿名的。很多场合下，如果他们能来节目现场和我们直接交流会更有用，但这将意味着他们的朋友和亲人肯定能认出他们，知道他们不愿意被人知道的隐私。英国的媒体充斥着大量有关性的东西，年轻人看到那些景象感到不知所措。一方面报纸说联想到性是邪恶的，性是坏的。另一方面同样的报纸或杂志又处处都是广告或名人故事里的性感图片。我认为媒体在性教育上应该更负责些。性教育节目有可能被误当成色情节目，所以制作人或主持人更应该意识到这种危险，确保图像或性话题的讨论不被用作挑逗和色情的目的。但这种界限很模糊，因为在一个受众眼里是健康的信息，在另一个可能却是色情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