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艾滋患者 志愿者
一年前的11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胡锦涛走进了佑安医院，与艾滋病患者握手交谈。新华社当时报道说：“这次‘历史性的握手’，反映了中国政府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怀和与艾滋病做斗争的决心。” 老纪就是那个艾滋病患者。今年11月27日，这位当日的“艾滋明星”站到了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为减少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而呼吁。 11月28日，老纪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他作为艾滋病患者，在这一年中为干预艾滋病所做出的努力。 原本与老纪约好11月28日中午在报社接受采访，但临近中午时，老纪突然给记者发来一条短信：“对不起，今天过不去了，老纪。”随后，手机就因欠费停机了。 下午2时，记者赶到位于亚运村的艾滋病克星网与老纪见面。此时，他刚从佑安医院回来，一见面便上前与记者握手。对于中午的失约，他满脸歉意。他说，上午他在医院里照顾几个从山西来的病友，中午赶不过去。 老纪黑黑瘦瘦的，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一笑就露出满口发黄的牙齿。对于去年11月30日的那次“历史性握手”，他显得有些激动，反复说：“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握得紧紧的。” 在记者给他拍照时，他摇了摇手，希望不要拍得太清楚。虽然屡屡在公众面前以反歧视斗士的形象亮相，他却始终拒绝媒体刊登他的真名和照片。老纪说，他心里很矛盾。 带领百余病友来京治疗 11月27日，老纪受邀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预防艾滋，反对歧视”主题论坛。在讲坛上，他向众多高校学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说：“让社会了解艾滋病知识是多么紧迫啊！我希望未来，社会就像红丝带的颜色一样红火。” 去年的这段时间，老纪也是在北京度过的。那时候，他是在病房里接受治疗，而这一次，他是领着7名艾滋病患者从山西来北京接受治疗的。 29日一早，老纪就起身赶往佑安医院，看望那些从山西来的病友。待他们做完上午的检查后，老纪又领着他们去天安门参观，这样，一直忙到下午5时，他才吃上当天的第一顿饭。 老纪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北京了，这一年，他的路线图简单而重复：山西—北京—山西。老纪说，往返车票和其它票据叠起来有字典那么厚。除了来参加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培训，他还要经常带山西的病友来接受治疗。 今年1月，老纪带着病友老王、小鹅等人来北京接受免费中医治疗。小鹅的鼻子上长了个瘤子，影响到了正常呼吸，在北京看病一个月后，瘤子下去了，老纪很开心。他说：“我要把他们照顾好，这是我的责任。” 3月，病友老王在山西老家去世了。当时，老纪正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这一趟，他心情沉重。他说，与其他逝者不同，艾滋病患者的葬礼冷清而寂寞。以前，每当有认识的患者逝去，老纪总是带头奔丧，但这一次却赶不上了。 每个病友的去世，对老纪来说都是一次打击。他用一个笔记本记录每个病友的姓名、年龄、感染原因和病情。在这个笔记本中有200多名患者，其中100多人曾被老纪带来北京看病。
@pagebreak@ 开办防治艾滋病讲座 这一年，在山西老家，老纪一直在忙碌一件事情———为当地的“迎春花支持小组”（防艾志愿者组织）招募志愿者，到当地学校开办艾滋病防治知识讲座。 为了做好志愿者，老纪经常要放下家里的农活，来北京参加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培训。每次他都要背一大袋宣传资料和一些安全套回去给感染者用。 老纪说，去年年底，他在北京北纬路上被3个警察拦住，要查身份证。警察看到他带着一些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卡片，就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自己是感染者，警察愣了一下，让他赶紧走。他反过来把警察拦住，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张宣传卡片。 在当地学校开办防治艾滋病讲座时，老纪碰过不少钉子，起初总是被当成“不受欢迎者”轰出来。后来，一些退休的基层干部加入了“迎春花支持小组”，成为志愿者。老纪带着他们去找学校校长，阻力就小了很多。 在学校作讲座时，通常都是老纪一个人在讲台上演讲。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新加入的志愿者往往回答不了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所以，老纪近来一直在寻找能提供免费培训的地方，但他还没找到。 用卖小麦的钱贴补开销 这一年，老纪在生活上非常拮据。他家一年的收入大约有3000元，主要来自家里的那几亩麦田。而这一年，他已将卖小麦所得中的2000元，用在了干预艾滋病的努力上。 老纪说，在山西老家，艾滋病患者受到村里人的歧视，生病看医生就成了问题，患者要打针，左请右请，医生就是不来。他就想自己学会打针输液，因此，看病时他一般都会留心观察，并认真请教医生，还买了医书学习，回家便开始练习给自己打针。 老纪不光为自己打针，还为其他患者打针。他在家里装了一部电话，很多患者都给他打电话咨询防治知识或请他打针。这个电话号码越传越远，成了一部咨询热线。后来，老纪的儿女接听电话时，都能给别人讲防治知识了。 可是，由于交不上电话费，这部热线今年10月停了。很多患者就找到老纪，说热线不能停，它已经成了大家的精神支柱。 一个月后，老纪想办法把电话费交上，这部热线又开通了。 想做个“体面”的志愿者 这一年，老纪虽然一直致力于消除艾滋病歧视，但歧视仍然不断向他本人袭来。 去年年底，老纪从佑安医院赶回山西老家。此时，他的儿子已经失踪好几天了，几天后才被找回来。儿子说，他出走是因为受不了同村人的歧视，在学校里，他一直被同学们孤立。后来，儿子退了学在外面打工。 对于儿子，老纪有些愧意。他说，儿子肯定很恨他。 前年，老纪家的窑洞在大雨中被毁，此后他一直借住在别人家。但今年年初，房东知道他是艾滋病患者后，就一直催他搬家，可是老纪实在无处可去，就一直赖着不走。 今年9月，老纪的妻子生病了，每天早上起来口中吐血，村里人就纷纷传说她得了艾滋病，见了她就躲得远远的。老纪给妻子做了蛋汤，但她没喝，而且一直不跟他说话。老纪绝望了，他骑上摩托车离开了家。半个多小时后，亲友们在一个很深的山沟前找到了他。在亲友们的劝说下，老纪回到了家。他说，他当时想到过死。 后来，老纪带妻子来北京看病。医生诊断，她患的只是口腔炎症。 说到这里，老纪沉默了许久，眼圈有些红了。 老纪说，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家安定下来，能在媒体上勇敢地抛头露面，做一个“体面”的志愿者。 ■链接·老纪 老纪，41岁，山西运城人，有一子（16岁）一女（10岁）。1997年，被查出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 本报记者 欧阳晓菲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