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心理治疗
本月21日晚8点，上海光大会展中心，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和作家余华同时坐在2007中德心理治疗大会的演讲台。根据大会的安排，他们要进行一场有关中国人心理变化的演讲。 崔永元旁边坐着他的一位医生朋友：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赵旭东。“接到邀请的时候，我一点都不觉得突然，”崔永元说，“因为我是中国著名的抑郁症患者。” 在中国，像崔永元一样遭受过精神疾病困扰的大有人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则在此前一天的大会主题报告中提到：“根据卫生部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06年城乡居民主要死亡原因中，精神障碍已经排在第十位。” 与很多抑郁症患者相比，崔永元更坚强，也更幸运。“治愈抑郁症的关键是，找到能够治愈抑郁症的医生，”他将头转向赵旭东，“我非常庆幸自己找到了赵医生，我感谢赵医生。” 或许，崔永元还应该感谢台下的一位特殊的听众：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玛佳丽（Magarete Haass－Wiesegart）博士。 心理治疗的“黄埔军校” 当下的中国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迁，公众对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而玛佳丽这位德国女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已故的万文鹏教授等中德专家共同创建了一所心理治疗的“黄埔军校———中德心理治疗培训项目（简称”中德班“）。 “中德班”历届学员已经成为中国心理治疗的骨干力量。显然，“中德班”将对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中德心理治疗师之间真诚合作，共同促进中国心理治疗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心理治疗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曾经是“中德班”一期学员的肖泽萍教授说。 1976年9月12日，获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研究生奖学金的玛佳丽，来到北京大学学习哲学。此前，她曾是一名德国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对中国有浓厚兴趣，并根据在德国搜集到的有限资料，完成了一篇关于中国精神病人治疗的心理学毕业论文。 1982年，玛佳丽再次来到中国，成为北京大学恢复心理学系后的第一个留学生。第二次留学期间，玛佳丽争取到了参观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精神病院或精神卫生中心的机会。她惊讶地看到，“所有病房都是所谓的封闭病房，对严重精神病或严重抑郁症使用电休克治疗是很平常的事情”。 1983年，玛佳丽在昆明见到云南省精神病院的万文鹏教授。万文鹏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因受“反右”运动牵连，被发配至边陲云南，成为云南省精神病院第一个正规受训的医生。他后来为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尤其是在跨文化精神病学、心理治疗学和药物滥用研究领域作出了先驱贡献。 武汉心理医院副院长施琪嘉教授说，万文鹏先生对人的精神心理的探究兴趣，远超过对病人用药物简单控制的兴趣。 对中国心理治疗来说，玛佳丽与万文鹏的第一次会面具有历史性意义。玛佳丽告诉南方周末：“我们关于药物和心理治疗的理解，以及少数民族心理健康的长时间讨论，是以后合作的实际起源。” 1988年，玛佳丽与万文鹏在昆明举办了第一届中德心理治疗研讨会。玛佳丽负责筹款和邀请德国专家，万文鹏则负责中国方面的组织事宜。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的巴梦吉（Margit Babel）评价说：“他们两位是德中心理治疗合作的灵魂人物。” 德国专家带来的新鲜事物 德国专家带来了一大堆新鲜事物。他们在会上介绍心理治疗的各个学派，还在每天下午的工作坊上要求学员进行角色扮演等。 赵旭东当时是昆明的一名年轻医生。德国家庭治疗专家西蒙（F ritz Sim on）对他的一位患者及其家庭进行了访谈。那位18岁的工人总是怀疑自己患上了癌症。赵旭东对南方周末说，西蒙在访谈中了解到，患者出现症状以后，他父亲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于是告诉患者，病不要一下子好起来，最好再维持一段时间。 治疗师怎会给患者说这样的话？西蒙其实是在应用一种名叫反向扰动的治疗技术，但中国学员难以理解。万文鹏曾告诉南方周末，当时中国开展心理治疗的人很少，而且水平和居委会老太太差不多。 赵旭东自此对家庭治疗产生了兴趣。在汉堡科学文化基金会资助下，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家庭治疗研究所斯迪林（Helm Stierlin）教授门下攻读博士。 1993年，赵旭东学成回国，在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建立起国内首个配备现代摄录设备的心理治疗室和影像资料库，并对中国开展系统家庭治疗进行了临床实证研究。 但是，像赵旭东这样有机会在德国长期学习的中国临床心理工作者屈指可数。于是，玛佳丽1995年在德国创办了非盈利组织“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并开始与巴梦吉、万文鹏、徐韬园等德中专家讨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中国开展心理治疗连续培训项目。 玛佳丽最初提出在中国开展心理治疗培训时，曾有人质疑她：西方的心理治疗模式在中国行得通吗？玛佳丽的回应是：“我们只是传递专业信息，中国同道会在实践中结合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且人类获得内在情感安全的原则有共通之处。” 1997年至1999年，第一期“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简称“中德班”）开始运作，招收了130名学员。三年之中，每年有两次为期7天的集训。 这是首次在中国举行的跨年度连续性心理治疗培训项目。施琪嘉说：“该项目直接导致了精神分析、行为治疗和系统式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开展。” 目前，“中德班”举办到了第三期，已有四百多名中国学员参加。万文鹏教授已于2005年7月7日故去，但赵旭东、肖泽萍等后来者仍在继续推进中德心理治疗合作。 一个足以感动中国的人物 在“中德班”上，万文鹏曾多次将玛佳丽和德国专家们比作“活雷锋”：玛佳丽一年到头四处化缘，德国专家到中国授课不拿薪水…… 肖泽萍对南方周末说：“玛佳丽非常执著，碰到困难时不会垮掉。而且她了解中国文化，知道如何找关键的人，谈关键的事。她是一个足以感动中国的人物。” 这些年，玛佳丽遇到过无数困难，“我的压力很大，就说筹款吧，好不容易凑齐了这一年的经费，你又得为下一年的经费发愁。” 玛佳丽的丈夫魏思佳（K urt Wiesegart）博士1976年也曾到北京留学，目前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的咨询专家，是能源领域的“中国通”。魏思佳很支持妻子的中国事业，为了留下一方在德国家中照顾孩子，夫妻间经常要协调访问中国的时间。 “与其他一些着眼于赚钱的心理培训项目相比，‘中德班’没有给玛佳丽带来什么好处，她既不会提职称，也不会涨工资”，赵旭东说，“这种新一代白求恩和雷锋的精神，我们恰恰容易丢掉。” 当然，玛佳丽和德国专家们在中国的多年努力也并非毫无“好处”。玛佳丽说：“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近年来将中国一些传统的治疗方式整合到了住院患者的治疗当中，而我们和中国同行有密切的交流。” 担任“中德班”教员的葛拉赫（Alf Gerlach）博士也告诉南方周末，德国同行牺牲了开业时间，经济上的确有所损失，但他们从中国同行身上同样学到了很多东西。 葛拉赫举例说，“陕西省人民医院张天布对精神分析中阻抗与禅宗参悟中驻相的比较，武汉心理医院施琪嘉对秦始皇心路历程的分析，都让我受益匪浅。” 如今，“中德班”被认为是中国心理治疗领域最成功的国际合作项目，其毕业学员大多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中流砥柱。例如，武汉心理医院于2006年10月成立，施琪嘉和童俊出任副院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中心副主任杨彦春引入认知行为疗法，改变过去精神科病房只是服药的单纯生物模式…… “更重要的是，现代心理治疗学在中国的兴起，其意义远远不是局限在临床治疗方面，而是大大推进了医学模式从单一的生物模式向生理－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变，”肖泽萍说，“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人文精神、人性关怀的根植和发展，并将由此惠及更广泛民众的日常生活品质。” “我真替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担心” 当年到北京大学求学的那位德国年轻姑娘，如今两个孩子都已成人。这三十年中，玛佳丽多次光临中国，中国社会和心理治疗的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玛佳丽说，中国迅速步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中国社会的整合冲突导致了心理问题的“西方化”。二十多年前，玛佳丽在中国精神病院看到的绝大多数患者被诊断为精神病，如今呢，医院的抑郁症患者人数明显上升。 上亿规模的人口流动给家庭和个人造成的困难开始显现。2006年10月，移民城市深圳公布了2005年度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各类精神疾病的终生患病率为21.19％，这个数据是1996年调查结果的4.48倍。换句话说，目前深圳每5个人中就有1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 在玛佳丽看来，如何建立一个符合城乡地区需求的心理治疗和咨询系统，是中国的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们面临的历史性挑战与机遇。 但正如肖泽萍所说，中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发展水平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足够的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从业人员，尤其严重匮乏合格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与之相适应的体系、规范建设比较落后。 此次中德心理治疗大会的演讲会上，崔永元和余华接到了数十张提问的纸条。除少数媒体记者以外，台下听众基本上是与会的专业人士。但崔永元实话实说：“很多问题令人失望，如果提这些问题的是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表现出的水平并不比我高明多少，我真替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担心。” 他随后话锋一转：“但我觉得发展态势是健康的。这里有很多德国高手，如果觉得本事不够，可以再跟他们学一学。” 让中国学员与德国专家相互切磋，正是“中德班”的本意之一。玛佳丽也表示，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将继续致力于心理治疗的合作培训和研究。 而一些中国心理治疗专家已经开始接过“中德班”的火种。例如同为“中德班”一期学员的北京大学心理系教授钱铭怡正致力于推动心理治疗的职业规范。她和同事们在中国心理学会建立了非盈利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系统，2007年7月1日前将完成首批心理师的注册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