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民工性生活现状二

京城民工性生活现状二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说：“中国社会学界对民工性生活的研究和调查目前还是一个空白，即使有也是小型、不具有代表性的。现在我们的媒体开始关注民工性生活问题，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而石景山医院心理咨询门诊于大夫认为，现在的工地全都是男性，人长期在单一性别群体中生活，心理状态肯定与在正常人群中生活不太一样。政府或社区应该经常为民工们举办一些文艺活动，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调查数据

　　2003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本报记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北京5个建筑工地随机调查了40位男性民工，了解他们性生活方面的一些状况和问题。这些被访者的年龄在20岁至60岁之间。

　　45%

　　半年多没有性生活

　　记者在北京5处建筑工地随机调查了40位男性民工。他们主要来自四川、河南、河北、湖北、湖南等地区。其中28位为已婚男性，占70％，12位未婚，占30％。

　　在40位被访民工中，分别有12位民工来北京半年到一年、或一年到两年，还有6位来北京2年以上，另外10位在北京半年以内。40名被访民工中，45％（18人）已经半年以上没有过性生活（其中2人1年到2年没过性生活，5人2年以上没过性生活，11人半年到1年没过性生活），8位民工有3个月到半年没有过性生活，还有9位未婚民工说自己从没过过性生活，另外5人3个月内过过性生活。

　　25%

　　烦躁、郁闷，常有性幻想

　　长时间的性生活缺失，使得超过1／4的人（11人）不同程度的感到心理上的压抑和不适：10个人感到烦躁，9个人感到郁闷，6个人经常出现性幻想，4个人心神不宁，2个人萎靡不振。还有9个人认为，因为长时间没过性生活，他们在身体上也感到不适——3个人说自己容易亢奋，1个人坦承出现了性功能障碍的迹象，而且他们都感到自己特别容易疲劳。

　　在我们的调查中，绝大部分被访民工是已婚者，对于他们来说，长时间远离家庭、远离妻子的痛苦和思念是无法抑制的。单身在外的民工面对性方面的需求，超过62．5％的人（25人）选择了自我压抑，4个人承认自己曾经找过“小姐”，1个人回答用“手淫”解决生理上的问题。另外10名民工只是说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但拒绝向记者透露。

　　75%

　　每周都要看那种录像

　　我们发现，长期在外不能回家与妻子团聚的民工，大部分人在十分孤独寂寞的时候，会选择看黄色录像或书刊来打发时间。调查中，超过3／4的人（31人）回答自己看过黄色录像，其中3人“经常”用看黄色录像的方式来打发时间。在看过黄色录像的人中，有1人每星期都要看一次，5人每月看2到3次，25人每年看几次。而大部分人（29人）平均每月花费在看黄色录像上为10元或更少，2人说自己每月在看黄色录像上要花10元到30元。

　　看过黄色书刊的民工也达到了19人，其中1人经常看。他们中有7人看过3本到10本的“黄书”，另外12人看过3本以内，有10人2至3天就可看完一本。

　　85%

　　看到街上情侣心情复杂

　　当记者提出一个假设问题，即“当您在马路上看到某位不认识的陌生女性时，您是否有过和此人发生性关系的念头”时，有一半的人承认有过，其中有3人说自己“经常”会产生这种念头；另外20人说自己从没有过类似的念头。

　　调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看到大街上情侣们亲密地走在一起时，您有何种感受？”我们发现，除6人没有特殊感觉外，85％的被访民工（34人）面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非常复杂的——21人回答很“羡慕”能在一起的情侣，7个人说他们会感到“心酸”，5个人感到“嫉妒”，4个人感到“难受”。

　　民工性生活调查还是空白

　　专家观点

　　群体性别单一

　　心理状态与常人不同

　　对于民工性生活长期缺失的问题，石景山医院心理咨询门诊于大夫认为，现在的工地全都是男性，人长期在单一性别群体中生活，心理状态肯定与在正常人群中生活不太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民工可能会出去找“小姐”，或发生婚外情。这样虽然能够解决一时的生理需要，但对人的心理是有一定影响的。“我曾经接诊过这样的患者，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出现性越轨行为后，心理负担越来越重，强烈的犯罪感最后导致了严重的抑郁情绪，在面对家人时他们那种痛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还有的人找过‘小姐’后总是疑心自己会得病，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有的人干脆破罐子破摔，越来越堕落。”

　 “民工长期离家在外，在现有情况下其性生活需要是无法解决的。面对这种矛盾，一种方法是加强自我心理调节，比如几个关系不错的人定期聚在一起互相倾诉；或者多参加一些活动分散这方面的注意力，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关心。比如政府或社区经常为民工们举办一些文艺活动，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研究、调查民工性生活

　　目前还是一个空白

　　研究流动人口状况十年之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谭深告诉记者，据她所知，国内从社会学角度对民工性生活进行的研究非常少，至少她还从没听说过。

　　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则更为直接地说：“中国社会学界对民工性生活的研究和调查目前还是一个空白，即使有也是小型、不具有代表性的。现在我们的媒体开始关注民工性生活问题，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进步——现在的农民毕竟能够自由迁徙了，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民工性生活问题，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等。”

　　周教授告诉记者，根据权威机构发布的数字，现在全中国的民工大概有1亿人左右，北京起码有几百万，关注他们的生活就是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为了经济动因，民工们来到城市干活，他们的经济水平肯定不允许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但他们也是人，也需要过正常的性生活，这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不能忽略的个人权益，是最基本的人文关怀。”

　　周教授认为，即使不从人的权益角度出发，就是从全社会的稳定来说，关注民工性生活对社会的良性运转也是十分重要的。“去年我们的媒体曾经报道过，北京有卖888万的‘宾利’车，有一块月饼卖33万的新闻，这和数以亿计的民工生活现状来比，其差异是巨大的。”

　　周教授还为记者举了一组数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去年ＳＡＲＳ全球总共死亡不到1000人，得病不到1万，而艾滋病每一天就要死亡1000人，每天新得病的人为15000人。长期不能过性生活的民工，如果他们找不到正当的途径解决个人生理问题，而是去找‘小姐’，又不采取安全措施，这种行为对人的身体健康威胁将十分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