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第三者”侵权案

    当一个家庭面临“第三者”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时，受到伤害的丈夫或妻子首先会想到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呢？在这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纠葛里，“法律”和世俗的“道德力量”，究竟谁更有发言权？

   匿名电话牵出一个“第三者”

周远华和张长春是１９７５年经人介绍认识的，３年后两人组成了一个和睦的家庭。直至５年前，周远华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后，这个家庭在风雨飘摇中面临着解体。

周远华是重庆市渝北区总工会负责妇女维权工作的干部，丈夫张长春在重庆市渝北区看守所工作。周远华清楚地记得，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７日晚上，她在家中突然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来电话的人说：“我是你丈夫张长春的好朋友，也是你的好朋友，我向你通知一件事，你知不知道，张长春和第二医院一个叫谢光萍的大夫好上了，你为什么不去过问？”

对方说完这几句话便挂上了电话。周远华一时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会吧，我怎么一点都没发觉呢？丈夫是个老实而本份的人，他会做出这种事情？莫非是打匿名电话的人故意在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可是来电话的人说得有名有姓，对方还是第二医院的，丈夫今年患肝炎时住院治疗的正是第二医院，不会这么巧合吧？一种不祥的征兆钻进周远华的心里。

作为一个妇女维权干部，周远华反复思考着怎样处理这个棘手的家庭问题。思前想后，她拿准主意，决定有点策略地试探一下丈夫的口风。当丈夫回家后，她迂回着开始旁敲侧击，据周远华自己说———谁知老实的丈夫坦然承认有此事。

然而，事实真相是否如此，谁也无法判断，因为至今张长春依旧坚决地否认周远华的说法：“我和谢光萍只是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周远华这是在无中生有地制造事端，至今我和谢光萍也只是一般的同志关系。”

谢光萍究竟是不是“第三者”，当事人各执一词，谁也没有有力的证据，旁观者自然不能枉下定论。但，有一个事实是，自从周远华接到那个匿名电话后，他们的夫妻关系开始恶化了。

丈夫要离婚妻子要捉奸

那么，周远华与张长春此前的夫妻关系如何呢？同样也是一个无头悬案。

周远华说，在接到那个匿名电话以前，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我们的爱很深，到现在我也只是恨他的行为，并不恨他这个人。”张长春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他说,早在８０年代初,他们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恶化,他们先后至少写了８次离婚协议书,后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但从１９９５年那个匿名电话后，他们的夫妻关系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张长春说：“周远华对我说，我不在乎你这个人了，我就是要把你整臭整垮。她给我寄来了很多封信，上面贴着我的照片并在上面乱抹，并用‘下贱’、‘嫖客’这样的下流词汇污蔑我。”

清官难断家务事，既然双方各执一词，恐怕谁都无法去断清这个家庭纠纷案了。但匿名电话以后的事实却很清楚：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张长春两次向渝北区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但均被法院以“夫妻关系尚未破裂”为由予以驳回。１９９９年底，张长春再次提起诉讼，法院至今尚未判决。自从张长春第一次提起离婚诉讼时起，他便从家里搬出来住，至今这对夫妻分居已达两年有余。